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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英国针对精神障碍者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从世界范围的角度来说，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都存在着合适成年人参与或者与之相类似的制度，在此略举两例。如澳大利亚 《1914 年犯罪法案》（the Crimes Act）规定，在警察讯问之前，未成年人有权与朋友或亲戚和律师在不被监听的情况下交流。享有在讯问时有一位成年讯问朋友（adult interview friend）在场的权利。 《奥地利联邦共和国少年法院》第 37 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就案件对少年的询问，安全机关或法庭对少年的正式审讯，经少年要求，应当将其“可信赖之人”请来。应当及时告知少年享有此项权利，使其可以行使该项权利，至迟在开始询问或审讯前告知，如果少年被拘留的，在拘留或时告知或在拘留后立即告知。

实际上，虽然许多国家都有类似于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法律规定，但是其适用对象仅限于未成年人，精神障碍者则被排除在这一制度之外。只有英国，这一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发源地，才把精神障碍者也纳入到了保护的范围中。“从广义上说，智力障碍者是一个易受伤害的群体，并且等同于未成年人。所以，与未成年人一样，当他们被讯问时，通常有一名合适的成年人在场。” 因此，下文将重点介绍英国适用于精神障碍者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一、英国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设立及发展

（一）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设立

在《警察与刑事证据法》（PACE）制定之前，政府的相关刑事指南就规定：在可行的前提下，讯问未成年人和有精神障碍的嫌疑人时，可以有一名成年人在场。但是这一规定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

直到1972年臭名昭著的肯菲特案，公众的视野才落在了未成年人与精神障碍者被讯问时的权利保障上。在肯菲特案中，有两名未成年人和一名叫科林•拉铁摩尔（Colin Lattimore）的成年人，但他的智商只有8岁，他被认为“十分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以至于别人的一点点暗示就能让他说出另询问者所期待的回答”。在讯问科林时，没有任何成年人在场。之后陪审团以其自白为主要定罪证据，裁定科林犯有一项过失杀人罪和两项纵火罪。1975年，三名嫌疑人最终被认定是无罪的，并予以释放。 之后成立了皇家刑事诉讼委员会（the Royal Commission of Criminal Procedure），该委员会注意到了此案所引发的公众关注，这些关注为刑事司法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问题，如警察调查的方式，特别是如何对待未成年以及精神障碍的犯罪嫌疑人。建议将成年人在场的适用对象扩大到有精神疾病的人，并建议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能在没有合适成年人参与的情况下进行讯问，且不能以是否可行作为是否适用成年人参与的标准。之后在这些建议的基础上，制定了《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正式确立了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二）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发展

在制定了《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后，内政部和内阁办公室联合制订了《执行守则》（PACE Codes of Practice）。之后在2002年5月对该守则进行了复审，新执行守则于2004年7月31日生效。 2011年对执行守则又进行了一次复审并形成了目前仍有法律效力的现行守则。2013年英国政府又向公众发布了就《执行守则》征求意见的通知。 经过这一系列的法律修改，《执行守则》更为完善，对于精神障碍者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规定也越来越科学完善。例如将精神残障者（mental handicap）替换为精神脆弱者（mental vulnerable），内涵更为准确，也便于羁押警官操作。

除了立法上的发展之外，英国在具体实施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上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和尝试。例如建立了国家合适成年人网络（National Appropriate Adult Network，简称“NAAN”）。NAAN成立于2004年，是一个注册的慈善组织，它代表和支持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提供合适成年人。它将执行合适成年人职能的志愿者组织在一起，向他们提供建议、引导和支持。并负责招募和培训合适成年人，以及进行综合规划。除此之外，NAAN还与政府一道制定和完善合适成年人的政策、方针和立法。NAAN并不直接负责提供合适成年人，而是向其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成员组织提供信息和指导。NAAN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合适成年人匮乏以及专业性差，难以发挥应有职能的问题。

2010年NAAN就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表明：就精神障碍者的合适成年人来源来说，14个地区由私营部门或者第三方组织提供，12个地区由社会性组织来提供，3个区域则是两者皆有的。